顺治七年，京城，清廷为开国功臣扬古利一脉重新确认承袭待遇时，一纸诏书改变了这个家族爵位的命运。此前，扬古利之子塔詹承袭超等公，后来因罪降为一等公；到其子爱星阿承爵时，朝廷才明确准许世袭罔替。也就是说，爵位能传下去，和能不能原爵照传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清代异姓功臣的爵位，大体有三种状态：世袭罔替、普通世袭，以及只给本人、不准承袭。三者看起来都带着一个“爵”字，实际待遇却相差甚远。
“世袭”说的是可以传给后代，“罔替”则是不能更换等级。两词合在一起，才是子子孙孙承袭原有爵位，除非家族犯下重大罪责，否则不会因为传承而自动降等。
扬古利和额亦都，是较早享受特殊待遇的典型人物。他们属于清朝入关前后建立重要功勋的开国功臣。扬古利在天聪年间晋封超等公，死后追封武勋王，但最初诏书并没有写明“世袭罔替”。直到顺治七年，爱星阿承袭一等公后，待遇才被正式固定下来。
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：开国功臣的功劳，并不意味着家族从一开始就天然拥有永久不变的爵位。制度的确认，往往还要看皇帝后来是否另行下诏。
《清史稿》谈到清代封爵时，曾把功劳分成几层。有人随皇帝创业，出生入死；有人后来平定边疆、拓展疆域；也有人在内地征讨中立下大功。名义上，这些功劳都能成为封爵依据，实际承袭待遇却并不整齐。
乾隆时期的傅恒、班第、兆惠、明瑞、阿桂、福康安、海兰察等人，便因边疆战事和开拓疆土获得显赫爵位，其中不少被特旨准许世袭罔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待遇带有很强的皇帝裁量色彩，并不是所有立下边功的人都能自动获得。
内地平乱的功臣也有类似情况。额勒登保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担任重要统帅，嘉庆七年十二月封一等侯，并奉诏世袭罔替。嘉庆十年八月，他又晋封三等威勇公，可这个公爵并没有同样的承袭待遇。
结果是，他去世后，儿子莫尔赓额承袭的仍是一等侯，而不是三等公。爵位高低是一层，承袭资格又是另一层，不能只看本人活着时达到过什么等级。
普通世袭更容易被误解。清代会典规定，不同爵位有相应的承袭次数。一等公为二十六次，二等公二十五次，三等公二十四次，以下依次递减。
不少人看到“承袭二十六次”，便以为这个家族可以连续二十六代保持一等公。实际并非如此。这里的次数，主要表示爵位可以延续的资格，并不代表每一代都原级承袭。
按照清代制度，非世袭罔替的爵位，通常会在传给后代时降等。父亲是一等公，儿子可能承袭一等侯；再往下，还可能降为伯、子、男，直到降至恩骑尉。能够传承，叫世袭；代代不降，才叫世袭罔替。
二等公英古尔代的经历，便是一个清楚例子。他并非凭一次决定性战功封爵，而是经过多次积功，从三等公升为二等公。顺治四年，他的儿子伊图承袭时，得到的已经是二等子。其后家族爵位继续递降，后来才进入另一种可以延续的承袭状态。
三等奉义公恩格德理、吴内格，也属于通过累积功劳取得爵位的情形。他们本人爵位不低，后代承袭时却分别降为一等侯和三等子。由此可见，清代爵位并不是简单的“父亲是什么，儿子照样是什么”。
还有一类更加特殊，只限本人享有，死后不传。清代文臣获得五等勋爵本就不容易，除非有辅政之功，或者在重大战事中发挥了“赞襄”作用。
索尼就是如此。索尼所属的赫舍里氏，在关外时期主要擅长满汉文翻译和文书事务。索尼本人后来因辅佐福临继位、参与朝政而受到重用，顺治亲政后封一等伯，康熙六年又因辅政之功加封一等公。
但这个一等公只属于索尼本人。索尼去世后，儿子心裕承袭的仍是一等伯，公爵没有继续传下去。加封的等级，不等于家族永久拥有的等级。
张廷玉的遭遇更能表现文臣封爵的边界。乾隆初年，他因辅佐有功被封三等伯。张廷玉熟悉朝廷礼制，明白这个爵位可能止于本人，因此曾请求将爵位传给后代。
乾隆对此态度明确，认为爵位原本是酬答军功之臣，文臣能够获得伯爵，已经属于格外恩典，张廷玉的爵位不得世袭。诏令中的态度很直白：“文臣得封，已属优异；若再世袭，便超出常例。”
判断一个爵位究竟属于哪种待遇，不能只看家谱，也不能只看墓志铭，关键要查册封诏书。诏书若写“诏世袭罔替”，意味着原爵可以长期承袭；若写“诏世袭”，则说明可以传给后代，但通常要按规定递降；若只写“封某爵”，没有提到世袭或世袭罔替，多半就是本人专享。
这几个字，决定的不是一时荣辱，而是一个家族数代人的身份、俸禄与政治地位。清代异姓爵位制度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，恰恰就在这里：有爵不等于能传，有传不等于不降，原爵不降也不等于永远不会因获罪而失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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